诏书顺利发出去了，赵昺也就将此事放下啦，他倒是不在意能否抓住王炎午将他治罪，其实弄他也就是个幌子，只不过活该他倒霉撞到了枪口上，否则不定倒霉的是谁。至于能否赎回文天祥，赵昺知道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从成本上考虑为了剿灭文天祥的督府军蒙古人花费的军费都不止万两黄金。而从影响上考虑，抓住文天祥可比万两黄金的价值高多了。所以这份诏书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表明自己的态度，让士人们明白靠玩儿虚的当官扬名的好时光过去了。
再有现在的形势发展很快，且是越来越不利于行朝方面。进入十二月，王道夫纠集败出的官兵再攻广州失利，凌震率军救援，亦败。凌震再战于番禺茭塘，又败。之后，凌震退至东圃，收集军队，继续作战，但均失败，元朝以宣慰使官职劝降，凌震拒不接受，退归乡里。在李恒的追剿下王道夫也无法在广东立足，只能退到崖山，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此刻张弘范在剿灭了文天祥的督府军后，率军继续南下兵至潮州附近，派出侦骑四处寻找残宋行朝的下落，并命李恒尽快解决广东地区的‘匪患’，以便合兵全力与残宋决战。另一方面他派人联络广西的阿里海牙，希望其能派兵协助防止残宋势力继续难逃，争取将他们会歼于广东沿海地区。
赵昺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大宋朝只要零星的州县还在抵抗，行朝和其属下的十几万军民被隔离在海中一隅，成了真正的孤军，这片岛礁成了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和富庶的国家最后一块领土，真正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
说句老实话，赵昺以为行朝的兵力总体上说并非没有一战之力。行朝从福州下海避难时拥有正军十七万、民军三十万，其中尚有以郢州军为主力的淮兵万余。他知道这个数有可能是虚数，但以他最初在泉州所见水分并不算太大，毕竟在甲子镇时营盘也扎出了几十里，且从泉州收编了不少民军，从蒲寿庚手中抢了近千艘的战船。
赵昺以为这可以说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支船队，很可能也是世界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船队，郑和下西洋舰队被认为是极其庞大了，但人数也仅仅是他们的一成，至于西方的舰队，哪怕是到了风帆战列舰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规模。能与他们相媲美的恐怕只要发生在二战时期诺曼底登陆战时盟军船队了，可他们却也是分批次、短时间，而行朝不仅有军队，随行民众还有政府机关和宫廷，这真正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国度。
当然这些部队并不都是精兵，仅从要把万余淮兵单独列出来就可以看出虚实。自福州下海后，行朝几经转战折损甚多，尤其是在硇洲与刘深数次激战损伤极大，仅陈宜中一路就损失战船八百余艘，数万军民伤亡。赵昺暗中统计达到崖山后行朝仍拥有军民不下十几万，这期间又不断有勤王的各路义勇和散兵前来会合，虽无准确数字，但他确信聚集在行朝的人口二十万只多不少。不过人虽多，闲杂人也多，其中行朝的官员、家属和内侍、宫女等等估计就占了三成。
行朝控制的军队只要有两支：一支是以郢州军为主力的淮军，他们在战斗中肯定也有折损，可也不断有新兵加入，人数现在有三万左右，其中精兵万余，但他们是以张世杰马首是瞻，别人难以调动；另一支就是以江氏子弟为基础，加上溃败的禁军组成的殿前禁军，他们本来是行朝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但经历了泉州血战后便元气大伤，此后每战几乎都是他们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损失极大，素质不可避免的有所下降，吸收一部分民军后人数也在二、三万人上下浮动。随着江万载的离世和江氏子弟的伤亡增多，后虽有江钲接管，但殿前禁军士气和战斗力都不复当年，江氏的控制力也随之减弱。
朝廷正军都如此，就不难想象其他的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各处前来勤王的义勇人数最多，约有八万人，但他们未经过训练，不识战阵，纪律松散，又互不统属，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这些人不是充当‘炮灰’，便是作为民夫使用，只能说是勇气可嘉，难堪大用，在战斗最多只能算是打酱油的。而众多的官员和家属及闲杂人等严格的说都是包袱，在战斗中他们不仅帮不上忙，却还要分兵保护，赵昺此时当然也算在此列。
不过经过几次战斗，赵昺也体会到海战不同于要刀对刀枪对枪近身肉搏的陆战，重要的是战船的性能和火力，而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并不像陆战那样大。琼州水军虽经过数次整训，但他并不以为在与蒙古兵肉搏中能占据上风，他们的胜利主要还是借助战船和兵器上的优势，在两军接舷时已经凭借弩炮和火箭弹给敌以重创和震撼，严格的说是武器的进步助他们赢得了胜利。
当下行朝还拥有战船千余艘，其中大船居多，他们虽没有弩炮和火箭弹这样的先进武器，但在海战中凭借高大的船身在冲撞中起码也占据着优势。元军中的精兵可能多一些，不过考虑到张弘范率领的元军多是从北地调来的精锐，可是他们多不习水战，因此力量对比宋军就算不占优势，至少也不占劣势。而在数量上宋军却是要比元军雄厚的多，且他们又是背靠崖山岛兵力补充也要比元军快捷和方便。
因此赵昺考虑只要在战术上调度得当，哪怕不出大错，就是以现有的兵力与张弘范决战也不至于落败，更不会导致全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