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匡胤为何不攻为何不攻大理有诸多的说法，有的人说是赵匡胤太过保守，没有进取之心；有的说其太过懦弱；也有的说宋军战斗力不行，根本打不过大理；甚至有人戏说，赵匡胤害怕大理国主的六脉神剑，担心遭其暗杀等等。
赵昺记的自己也跟帖瞎说，而现在想想都是笑话，就根本没有一个靠谱的，这真是不在其位不知道其中的难处。其实自己这位祖宗也是有苦难言的，而赵匡胤不愿出兵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以史为鉴，提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其总结了唐朝灭亡的教训，即认为唐朝虽由于黄巢大起义而覆灭，而起因却是为防御南诏驻扎桂林的戍兵发生兵变，乃致政局糜烂而不可收拾。
据文献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时期，云南六诏中的南诏皮逻阁兼并其他五诏，统一云南，定都大和城，并派遣其孙凤迦异向唐朝入贡，并留为质子。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其病死后，其子阁罗凤即位，此后唐朝与南诏的关系逐渐恶化。
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向阁罗凤索取贿赂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被激怒，一气之下起兵反唐，杀死张虔陀。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遣杨的亲信鲜于仲通率领十万精兵渡过泸水，与阁罗凤部在白厓城展开激战。结果全军陷没，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阁罗凤则收敛唐军的尸体，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形如尸山。
杨国忠不但隐瞒了真相，反而“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并于再度集结天下精兵强将十万人，由李宓率领征讨南诏。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军队极其供给困难，一路上人困马乏，在渡过泸水后，瘴死者相属于路。而阁罗凤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西洱河畔一战击溃唐军，主将李宓被擒杀，举军皆没。此后南诏与吐蕃联合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成为唐朝西南地区的一大隐祸。
云南的两次战争就让唐朝中央付出二十万精兵的代价，当三年后安禄山率领十五万人从范阳起兵，轻而易举的就攻陷了长安、洛阳，使唐朝走向衰落，设想如果李唐王朝还有这二十万兵马在的话，何至与此呢！因而赵匡胤担心天宝之祸重演，走了他们的老路，索性兵止于大渡河。
另外一个原因是宋初立国未稳的客观环境，平蜀以后，统一大业并未完成，北有强敌契丹，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诸政权，不容许它把有限的兵力财力用于降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
从战略上看，如果赵匡胤当时一时头脑发热，乘胜进军云南。当时蜀地虽然平定，但后蜀尚有十几万人马并未“解除武装”，极有可能出现动乱，事实证明此后后蜀确实出现叛乱，而且持续数年之久。此外进军云南是一步险棋，侥幸胜了，也必然会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如若败了，威胁到的则是赵匡胤刚刚凭借武力夺取的皇位，以及还显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权。
从战术上看，“土风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十分敏锐的看出这是兵家所谓的死地、绝地，全盛时期的唐朝尚且不能征服，何况才创建五年，靠川蜀一带区区六万兵力能否征服大理实在是不好说，甚至会陷入持久的战争中。
所以是否攻取云南不仅是个战术问题，更是关乎全局的战略问题。此时宋王朝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云南地区偏居西南一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攻取云南完全不符合赵匡胤“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与“远交近攻”的相结合的统一策略。
赵匡胤盯着的目标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地区，即盘踞在广东一带的南汉、割据江南地区的南唐、山西的北汉、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此后宋太宗赵光义消灭北汉，除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也没有对云南用兵。而后两宋历代皇帝们也遵循着赵匡胤的这条祖训，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与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关系。大理国主派使者进贡，封其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双方和平共处，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
赵昺现在干的事情等于重建大宋，不过他要做的是从南向北打，主要的战略方向在北线，但是西线的敌军仍然对他们存在着极大的威胁，不得不布置大量兵力进行防守。而要开战同样面临着与太祖同样的窘境，要知道当年蒙古先后三次攻伐大理，耗十余年之功才彻底征服。而他要面对大理的蕃部和蒙古人两厢夹击，一旦陷进去就难以拔出脚来，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乱起来，无暇东顾。
当然若是云南铁板一块，赵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难以让他们乱起来。但偏偏大理这地方部族众多，素来就有造反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开打，那个会六脉神剑的段誉当年就差点被赶下王位。蒙古人来了以后，也是脾气不改，动不动就造反。
而在征服云南后，镇守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统治年久，也生出了背叛之心，有占据云南自谋独立的意图，因而怕忽哥赤来为王，便设计将其毒死。忽必烈